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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先秦诸子之孔夫子  

2007-10-06 06:34:58|  分类: 中华历史纵横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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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平简介

       孔子(前551-前479)名丘,字仲尼,春秋后期鲁国人。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,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。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,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,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,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。 春秋末期思想家、教育家,儒学学派的创始人。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,故名丘,字仲尼。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东南)人。曾修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,定《礼记》 、《乐经》,序《周易》,作《春秋》。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孔子小传 - 浪迹天涯 - 为求真爱浪迹天涯

  

二、学术贡献

        孔丘少“贫且贱”,及长,曾任“委吏”(司会计)和“乘田”(管畜牧)等事。学无常师,相传曾问礼于老聃,学乐于苌弘,学琴于师襄。聚徒讲学,从事政治活动。年五十,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,摄行相事。后又曾周游宋、卫、陈、蔡、齐、楚等国,自称“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?”终为见用。晚年致力教育,整理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古代文献,并删修鲁史官所记《春秋》,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。相传先后有三千人弟子,其中著名者七十馀人(贤人)。其思想以“仁”核心,以为“仁”即“爱人”。提出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等论点,提倡“忠恕”之道,又以为推行“仁政”应以“礼”为规范: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,采取存疑态度,以为“未知生,焉知事鬼”,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”。又注重“学”与“思”的结合,提出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和“温故而知新”等观点。首创私人讲学风气,主张因材施教,“有教无类”,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,强调“君子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”。政治上提出“正名”主张,以为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都应实副其“名”,并提出“不患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观点。自西汉以后,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,影响极大。现存《论语》一书,记载有孔子与门人的问答,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。

 孔子思想、学说的精华,比较集中地见诸于《论语》一书,共二十篇,一万一千余字。《论语》就是孔子的语录,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,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。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。它的思想内容、思维方式、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,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,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。《论语》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----仁。“仁”是一切理论的中心,所有的关于“仁”、“乐”的规范,都不过是手段,是为实现“仁”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。《论语》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,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,日本〈大宝令〉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。1594年,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,它又被转译为意、法、德、英、俄等多种文字,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。

 说到治理国家,孔子重视民生疾苦,呼唤仁政,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,他说“苛政猛于虎”,他还强调无论什麽法令法规,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,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行”。在人际交往中,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。“忠”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,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;“恕”就是要推己及人,“己所不欲,勿施与人”,“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”。在为人处世上,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。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,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。他认为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,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。当然,〈论语〉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,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,他对等级、秩序的过分强调,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,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,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。但瑕不掩瑜,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,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,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。

三、生平经历

 子曰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.  

 孔子3岁丧父,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,并受其教。孔子幼年,“为儿嬉戏,常陈俎豆,设礼容”。少时家境贫寒,15岁立志于学。及长,做过管理仓库的“委吏”和管理牛羊的“乘田”。他虚心好学,学无常师,相传曾问礼于老聃,学乐于苌弘,学琴于师襄。30岁时,已博学多才,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,并在阙里收徒授业,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。其思想核心是“仁”,“仁”即“爱人”。他把“仁”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,使“仁”和“礼”相互为用。主张统治者对人民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,从而再现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西周盛世,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“大同”理想。

 孔子35岁时,因鲁国内乱而奔齐。为了接近齐景公,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。次年,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,孔子说:“君要象君,臣要象臣,父要象父,子要象子。”景公极为赞赏,欲起用孔子,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,于是作罢。欲起用不久返鲁,继续钻研学问,培养弟子。51岁时,任鲁国中都宰(今汶上西地方官)。由于为政有方,“一年,四方皆则之”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、大司寇。公元前500年(鲁定公十年),鲁、齐夹谷之会,孔子提出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,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”。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,孔子以礼斥责景公,保全了国格,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,并将郓、龟阴三地归还鲁国。孔子54岁时,受季桓子委托,摄行相事。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,提出“堕三都”、抑三桓(鲁三家大夫)的主张,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,未能成功。55岁时,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,终日迷恋声色。孔子则大失所望,遂弃官离鲁,带领弟子周游列国,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,此间“干七十余君”,终无所遇。前484年(鲁哀公十一年),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,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。

 孔子回到鲁国,虽被尊为“国老”,但仍不得重用。他也不再求仕,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。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,身通六艺(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)者七十二人。在教学实践中,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,如因材施教、学思并重、举一反三、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,及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和“不耻下问”的学习态度,为后人所称道。他先后删《诗》、《书》,订《礼》、《乐》,修《春秋》,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。老而喜《易》,曾达到“韦编三绝”的程度。

 69岁时,独子孔鲤去世。71岁时,得意门生颜回病卒。孔子悲痛至极,哀叹道:“天丧予!天丧予!”这一年,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,不久死去。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,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,便停止了《春秋》一书的编撰。72岁时,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,哀痛不已。次年(前479年)夏历二月,孔子寝疾7日,赍志而殁。

 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,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《论语》一书,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。

四、政治生涯

 孔子和李白一样,有着不顺畅的政治经历,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,有一腔报国之热血,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,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、敬而远之的态度。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,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,他干了不少事,职务提升也很快。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。此时他已50多岁,迫于形势,他离开了鲁国,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,14年中,东奔西走,多次遇到危险,险些丧命。后虽被鲁国迎回,但鲁终不用孔子。

 孔子自20多岁起,就想走仕途,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,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,经常进行思考,也常发表一些见解,到30岁时,已有些名气。鲁昭公二十年,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,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,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。鲁昭公25年,鲁国发生内乱,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,孔子也离开鲁国,到了齐国,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,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,但被大夫晏婴阻止。鲁昭公27年,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,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,齐景公说:“吾老矣,弗能用也。”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。当时的鲁国,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,被称为“陪臣执国政”,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,却都放弃了,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,此时孔子已 51岁了。孔子治理中都一年,卓有政绩,被升为小司空,不久又升为大司寇,摄相事,鲁国大治。鲁定公12年,孔子为削弱三桓(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三家世卿,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,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,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),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(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)。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,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。鲁定公13年,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,季桓氏接受了女乐,君臣迷恋歌舞,多日不理朝政,孔子非常失望,不久鲁国举行郊祭,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,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,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,到外国去寻找出路,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,这一年,孔子55岁。

 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,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,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,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,没让他参与政事。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,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,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,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,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,打算去陈国。路过匡城时,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,逃离匡城,到了蒲地,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,再次被围。逃脱后,孔子又返回了卫国,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,非常高兴,亲自出城迎接。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,又几次回到卫国,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,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,没有去处,只好又返回。

 鲁哀公2年(孔子59岁),孔子离开卫国经曹、宋、郑至陈国,在陈国住了三年,吴攻陈,兵荒马乱,孔子便带弟子离开,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、蔡交界处,派人去迎接孔子。陈国、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,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,对他们不利,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,前不靠村,后不靠店,所带粮食吃完,绝粮7日,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,楚派兵迎孔子,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。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,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,被迎回鲁国,但仍是被敬而不用。鲁哀公16年,孔子73岁,患病,不愈而卒。

五、思想品格

 孔子是一个教育家、思想家,也可算半个政治家,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。他正直、乐观向上、积极进取,一生都在追求真、善、美,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。他的成功与失败,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。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,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,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。

 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

 孔子63岁时,曾这样形容自己: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。”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,历尽艰辛,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,还险些丧命,但孔子并不灰心,仍然乐观向上,坚持自己的理想,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

 安贫乐道

 孔子说: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在孔子心目中,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,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,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。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,只求维护道,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孔子也曾说: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,得之不处也。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;不以其道,得之不去也。”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 从吾所好。”

 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

 孔子以好学著称,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,因此他多才多艺,知识渊博,在当时是出了名的,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,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,孔子曰:“圣则吾不能,我学不厌,而教不倦也。” 孔子学无常师,谁有知识,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,他就拜谁为师,因此说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”。

 直道而行 

 孔子生性正直,又主张直道而行,他曾说:“吾之于人也,谁毁谁誉?如有所誉者,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,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《史记》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,临别时老子赠言曰:“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,好议人者也。博辩广大危其身者,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,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”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,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,就是看问题太深刻,讲话太尖锐,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,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。

 与人为善

 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,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,富有同情心,乐于助人,待人真诚、宽厚。“己所不欲,毋施于人”、“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”、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 等第,都是他的做人准则。

六、教育事业的贡献

 文化巨人——孔子,自“而立”之年即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为教,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,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。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,将以前学在官府,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,移植到民间。他首先提出“有教无类”的方针,不分贫贱富贵,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。在弟子中,贫如颜回,富如子贡,贵如孟懿子,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,有来自卫、齐、陈、吴……等国的,真可谓桃李满天下。其教学目的,是传他的人道学说。即克己复礼为仁,变化学生气质,成就人格,提高生命境界,终至成物。也即造就治国、平天下的栋梁之材。并采用“因材施教”和启发式的方法,培养学生的“学而时习之”,“温故而知新”,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,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,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,“不耻下问”……等风范。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,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,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,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,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。如子羔之愚,曾参之鲁,子张之偏激,子路之粗鄙……均成大器。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,成为宗圣。更有佼佼者分德行:颜回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语言:宰我、子贡。政事:冉求、子路。文学:子游、子夏四科共十人。孔子共有弟子三千。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。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。
      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,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,使弟子感受到,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。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。他们追随、侍奉、保卫他,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,周游列国,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。当有人诋毁孔子时,则正色以告其人“不自量”。当遇到危难时,则舍身护卫。夫子逝世,弟子们如丧考妣,皆在坟周服丧三年。子贡独守六年。其尊师重道精神,至今仍传为佳话。後人尊孔子为“至圣先师”是当之无愧的。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,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。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,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。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,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,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,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,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,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,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,没法子毕见其纤毫。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,一切文献,全靠用刀来刻,诸般辛苦之中,难免出现错别,以至以讹传讹;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,将错就错,胡乱解释一通,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,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。于是三豕己亥,荒唐可笑。倘若不幸,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,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,则事情就更大了,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。所以上古的东西,明明是同一事物,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。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与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,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,可是竟也出入颇大,比如子声在《史记》上叫乐咳,在《家语》上却叫乐欣;子徒在《史记》中叫郑国,在《家语》中却改叫薛邦了。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,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,在《论语》叫南宫适,在《史记》叫南宫括,在《家语》里,又叫南宫韬了。等等等等,参差处极多。这些一人多名现象,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。而且《史记》与《家语》所开列的,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,史记列了七十七个,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“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”做开头。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。《家语》更是荒唐,题目明明写着《七十二弟子解》,里头开列的,却足足七十六人,最后还又总结说:“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,皆升堂入室者。”睁着大眼说瞎话,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?司马迁说“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”,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,却不知该折中于谁。今较其两者,以《史记》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,且以实史闻名;而《孔子家语》虽以“孔子家语”名书,却历来被视为伪书,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,相对之下,似不如《史记》足凭。两者相权,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。所以,俺决定以《史记》为基础,与《家语》相杂较。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,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,至于是哪五个,俺就不得而知了,在这里还请诸位君子垂教。

 他曾经喟然而叹: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感叹着流水的不懂停留,感叹着时间的倏忽一刹。然而不管沧海如何改变,它倒映着的永远是那轮千载长存的明月,正如,历史的长河淹没不了圣贤的容颜。逝水如斯,千载明月。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,更需知书达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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